近年来，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元宇宙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迅猛发展，并被广泛应用到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之中。数字经济的发展改变着职业结构和人才的知识技能结构，推动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加强培养学生的数字素养成为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教育改革的重要趋势。2022年9月召开的联合国教育变革峰会发布《确保和提高全民公共数字化学习质量行动倡议》，呼吁世界各国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优势赋能教与学。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是提升学生的数字素养，培养数字化人才，而数字化人才培养的重要抓手是数字素养框架。只有明确了数字素养框架，才能确定要培养哪些数字素养，基于数字素养开发课程和选择教学模式与方法，最后对学生的数字素养进行评价，确保数字化人才培养的成效。

明确数字素养内涵，制定数字素养框架

从国际上看，虽然数字素养被国际社会高度重视，但是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对数字素养并没有统一的界定，而且所用概念也有一定的差异。有的概念把数字素养看作与读写算一样的通识性素养；有的概念既可以指与行业有关的专业性数字素养，也可以指通识性数字素养；有的概念仅指数字技能。在中文语境中，很难对这些概念进行区分，因此我们把它们都翻译成“数字素养”。

对于何为数字素养，不同的学者、国家和国际组织进行了不同的界定。1994年，以色列学者阿尔卡莱首次提出“数字素养”的概念，并认为数字素养是理解及使用通过电脑显示的各种数字资源及信息的能力。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国家和国际组织使用数字素养的概念，有的还尝试对其进行界定。例如，美国新媒体联盟（NMC）发布的《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2015基础教育版）》认为，数字素养是一种聚焦未来数字环境，在实践中能够运用复杂数字技能、多重分析意识和创新性思维解决问题的必备技能。又如，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JISC）将数字素养定义为个人在数字社会中生存、学习及工作所需的能力。

2021年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该文件使用“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概念，并将其界定为“数字社会公民学习工作生活应具备的数字获取、制作、使用、评价、交互、分享、创新、安全保障、伦理道德等一系列素质与能力的集合”。这可能是我国官方文件中第一次清晰界定“数字素养”，也反映了我国对国内外数字素养概念的概括和总结。

对于数字素养的培养，最基础的工作是弄清数字素养的内涵，但是最核心的工作是制定数字素养框架，这是数字化人才培养的重要抓手。从国际上看，以色列学者阿尔卡莱不但第一次提出了数字素养的概念，而且第一次提出了数字素养的框架，包含图片图像识别与理解素养、再创造素养、分支素养、信息素养和社会情感素养等五个方面。目前，影响力最大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欧盟的数字素养框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数字素养全球框架》包含了操作、信息、交流、内容创作、安全、问题解决和职业相关这7个素养领域。欧盟发布的《欧盟公民数字素养框架》2.2版将数字素养分为信息和数据、沟通与合作、数字内容创作、安全、问题解决等五个维度。

《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从某种意义上给出了数字素养的基本框架结构，但是并没有明确其中的具体要素。因此，制定完整的数字素养框架迫在眉睫。数字素养框架不仅应该包括数字获取、制作、使用、评价、交互、分享、创新、安全保障、伦理道德等内容，而且应该包括知识、技能、态度、情感、价值观等维度。

基于数字素养框架，开发课程、选择教学模式与方法

课程是培养数字素养的媒介，如何将数字素养融入课程，是数字化人才培养的关键。

从国际社会看，数字素养融入课程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以荷兰为例，2018年荷兰发布了《荷兰数字化战略：为荷兰的数字化未来做好准备》，提出学校教育数字化的战略发展目标是让年轻一代掌握基本的信息通信技术知识与技能、计算思维、信息素养、媒体素养。为此，荷兰将数字素养的培养贯穿从中小学到大学的各个学段，教学内容由低阶到高阶、由简单到综合，前后衔接贯穿各学段完整的学习过程。在中小学阶段，数字素养的培养既可以通过与现有课程整合的方式实施，也可以通过为学生定制个性化数字素养课程的方式进行。在大学阶段开设虚拟仿真课程，用高度仿真的虚拟设备模拟现实物理空间的设备，满足不同专业学生的实训需求。

从现有的课程体系看，我国义务教育阶段主要通过“信息科技”课程，高中阶段主要通过“信息技术”课程培养学生的数字素养，高职院校开设“信息技术”课程，本科院校则开设“大学计算机”或类似课程。当前，数字素养已经超越了信息技术或计算机课程的范围，同时如何将不同学段、不同课程的数字素养教育有效衔接和沟通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我国迫切需要制定基于我国国情的数字素养框架，并基于数字素养框架开发各学段的课程，实现不同学段、不同课程的数字素养教育一体化。

数字技术赋能教与学是将数字课程内容转化成学生素养的桥梁。传统的教师主导的讲授式、单一化教学方式已不能适应数字化时代的要求，但是数字技术赋能教与学并不意味着技术和传统教学方法的简单叠加，而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面向更加复杂学习环境的技术与教学的融合式创新。

从国际社会看，世界各国普遍采用了游戏化学习、翻转课堂、基于问题学习、项目式学习、人机协同课堂教学等新的教学模式，试图为学生提供沉浸式、实践式、交互式的教学体验。教学逐渐由教师传道授业解惑转变为教师与智能系统共同完成教学的模式，实现教师智能教学、学生智能学习和作业个性化推荐等目标，构建人机协同教学新样态。美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协会2022年发布的《2022地平线报告（教与学版）》，明确指出了高校正在构建新的教学模式，如混合弹性学习、混合式学习、翻转学习、同步学习、混合在线学习和虚拟学习等。即使在后疫情时代线下教学逐步恢复的背景下，这种教学模式的新发展也在时刻提醒着我们千万不能在教学上“穿新鞋走老路”。

基于数字素养框架开发评价工具，确保数字化人才培养成效

数字素养框架内的素养域和各种具体素养是开展数字素养评价的重要参照。国外关于数字素养的评价起步较早，通过开发自评工具或他评工具来推动数字素养评价实践的开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8年发布《数字素养全球框架》。数字素养全球框架包括7个数字素养领域和26个具体素养，具体描述了各项素养应该达到的具体水平，这就为制定数字素养评价工具奠定了基础。同时，《数字素养全球框架》还提出了数字素养评价的具体建议，即主要采用“自我报告量表”的评价方式，辅助采用“在线知识测试”评价方式，评价工具应为类似模块化架构的软件，可在台式机、手机和平板电脑等多平台上运行和使用，纳入诊断性评价的电子画像功能。

《欧盟公民数字素养框架》2.2版不仅将数字素养分为五个维度，而且包括21种具体素养。更为重要的是，该框架将数字素养分为基础、中等、高级、专业级四级，每级又细分为两个子级，构成了四级八段的框架体系，并通过在知识、技能与态度三方面的描述，为数字素养评价提供了方向。

综合来看，数字化人才培养的抓手在于数字素养框架。只有抓住数字素养框架这个“牛鼻子”，并将其落实到人才培养过程的各个阶段、各个环节，数字化人才培养才能取得更好的成效。

作者 | 刘宝存，系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岑宇，系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